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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经过初级阶段后，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得到极大丰富后，到那时或许有资格再来讨论社会主义优越性。
事实上，在很多人治社会中，由于缺少必要的违宪审查机制，大量的违宪行为无法被有效地发现，所以，尽管通过制度机制发现和加以处理的违宪行为很少，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断定这个国家宪法实施的状况很好。3.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履行宪法实施职责的行为的明确性来说，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时，对现行《宪法》的关注最明显，产生了大量的可以重复检验的宪法实施的证据，尽管其他国家机关实施宪法的活动也曾经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就齐玉苓案作出的8·13批复涉及宪法问题，⑦但总体上来看，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等其他性质的国家机构在日常工作中，主动采取措施来突出自身在宪法实施方面的职责和作用的事例很少，故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相对来说可以进行宪法实施状况的实证评估。
《宪法》序言、总纲的实施状况无法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国家机构部分相对来说实施状况比较到位，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部分是完全得到实施的，但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实施状况相对较差，⑧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基本权利的法律救济机制。(三)我国立法中宪法适用的特征根据对244个样品的分析，超过一半的法律第1条都表明了是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依宪立法态度，这说明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新法律时对于法律是否具有宪法上的依据有一定的立法上的自觉，宪法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此外，加强对宪法实施的监督以及建立起及时和准确反映宪法实施效果的违宪审查机制，才能真正地将宪法实施问题的重要性突出出来，只有对违反《宪法》的行为形成制度上的不容忍，宪法实施状况的好坏才能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有效重视。二是宪法适用机制是否有效地建立。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宪法依据是什么？再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制定和发布了根据《宪法》和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来进行的立法。
目前现行《宪法》文本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实施状况不平衡问题。这两个样本的立法依据都属于同时依据宪法和其他法律，但略有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官军衔条例》的立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人员法》的立法依据是《宪法》和《公务员法》。一名法官经过司法考试、岗前业务培训以及一定时期的审判实务锻炼，最多只能算是一名符合形式要件的法官，其尚缺乏多年司法实践锤炼和积淀形成的一般法官的司法水准。
公平审判权不但适用于刑事诉讼，也适用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甚至其他具有实质诉讼特征的准司法行为。总之，随着司法官整体水准的提升，我国法院内在的行政性机制应当逐步剔除，但这些行政性司法管理机制可能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由此作为一种监督与约束机制，民事行政诉讼监督也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1]朱立恒：《公正审判权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4]将公平审判权归人宪法性权利也有其重要的法理基础，它符合宪法权利（通常又称为基本权利）的基本特征：公平审判权是公民享有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
在司法知识培养和训练方面，检察官与律师、法官一样，都要实现通过司法考试，并接受一定时期的法律适用技能培养和司法训练。有学者认为，公正审判权应当属于程序性权利，而不是实体性权利：首先，公正审判权的具体内容都是在诉讼过程中才得以体现的。
这种只符合形式要件的法官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具备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资格和能力，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所说，在无数的诉讼中，法律都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没有什么裁量。事实上，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宪法文本中都有公平审判权的基本内容的规定。[9]公平审判权属于权利范畴。[14]具体来说，检察权的程序效力又可分为程序启动效力和程序终止效力，其中程序启动效力是指检察权的行使能够启动某个法律程序的开始和运行，比如检察机关提起刑事公诉可以启动对一个被告人的刑事审判。
由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长期历练，使得检察官与法官、律师一样，都能够成为理性和公正的化身和缩影。任何人不得因任何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检察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而不是实体性的权力，检察权的行使只会对当事人产生程序性权利义务的影响。[10][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0页。
这些司法权力都应当属于公平审判权的自然组成部分。[16]我国有学者据此建议：今后如进行相关立法修改，应在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中修改现行的民事抗诉制度，将抗诉的提法改称为再审决定或提起再审之类的非诉讼的概念，以使这种概念更加符合法理和实际。
再如，《希腊共和国宪法》第28条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关于公平审判权的规定成为希腊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的这种程序性法律效力仅能构成对审判权某种程度的制约和牵制，而不能从根本上抗衡审判权。
为此，顺应时代潮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化的诉讼监督制度也许是培育司法最终权威的无奈之举。从性质上说，公平审判权不仅是一国公民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或宪法性权利。在此期间，必然存在依据事实、运用法律、掺杂人情的历史阵痛。[9]正如有学者所说，尽管人们对公正审判权的适用范围尚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都属于公正审判权的适用范围。也许从客观现实来看，检察机关的主张可能只与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符而与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悖，但这往往是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结果，很难说就是检察机关的偏袒行为。公平审判权是其他权利无法替代和不可转让的一项权利。
如果法院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没有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当事人就可以对其提出再审的请求。中国的法官不像英美法系的法官已经有多年的律师从业经验。
参见王鸿翼：《论民事行政检察权的配置》[J]，《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并且，社会公众一般也都把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共同作为司法机关来对待，检察机关与检察官的司法属性为我国确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如果没有审判程序，也就无所谓公正审判权的问题。其次，无论是从文义解释还是从本质解释，公平审判权都必然包括法律诠释、法律适用、法律事实建构、法律原则指导下的法官造法等一系列司法活动。
民事行政检察权属于诉讼监督权的范畴，其监督的对象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力、司法裁判行为以及裁判结果，是全国人大以立法的形式专门赋予检察机关的一种监督权力，其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诉讼当事人公平审判权的实现，并最终实现公民的人权保障。民事行政检察权效力的程序性。[16]当然，为了称谓的方便，也可以继续称之为抗诉权。注释:作者简介：韩成军，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博士后，《河南社会科学》编辑部编审，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14]邓思清：《检察权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再者，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时，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利益，它只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益，不存在所谓的当事人＋检察院的诉讼主体，也不存在破坏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问题。
二是强制审判机关启动再审程序。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是对公平审判权可能遭到严重侵害的当事人的事后救济机制。
[2]参见魏建：《刑事诉讼之宪政视角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在公平审判权实现方面，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主要应放在其义务主体的行为和活动上。
公平审判权源于英美法系的自然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制度上它肇始于英国《自由大宪章》。曹盛、朱立恒：《公平审判权的宪法性论说》[J]，《当代法学》2009年第4期。公平审判权具有母体性。[5]张智辉：《检察权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97-101页。
[11]无疑，确实有那么一个地带，在那里司法判决的变动不受既定原则的限制。参见林劲松：《刑事诉讼中的基本人权》[D]，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因此如何消除法院外部强大的公权力的非法介入一直是摆在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重大课题。[12]目前法官遴选中偏爱形式要件、忽视实质要件的做法使得上述问题更加凸显。
这种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同级平等的权力构造与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地方政府对地方审判权的干预。否则任何剥离公正法律适用的纯粹程序性权利的界定在理论上必然是片面的，在实践中也必然带来严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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